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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村札记 发布于:

“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

其“三家村”一词出自苏东坡《用旧韵送鲁元翰知洛州》一诗愚虹悼拘,其本意为偏僻的小山村,虽是自谦之词,但亦有《汉书.艺文志》所言的“一言可采···不废刍言狂夫之议”。不想文革初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成为“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文革结束后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三家村札记》 。收杂文_六十五篇。

1961年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请邓拓开辟一个杂文专栏,邓拓约历史学家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轮流撰稿,合署笔名“吴南星”。栏目定为《三家村札记》。 《三家村札记》介绍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方面的历史知识,以针砭现实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姜辨嫌蜜强的针对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启迪性,对当时一些“左”的错误和不良作风有所批评和讽刺,深受读者欢迎。

“三家村札记”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该专栏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三人其时皆为北京政府各机构官员。他们约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作者由三人取一个共同的笔名: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笔名“马南邨”),廖沫沙出“星”(笔名“繁星”),合称“吴南星”。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三家村札记”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

1966年5月“三家村札记”遭到批判,被姚文元、关锋等人批判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又称该专栏是“有指挥、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为复辟资本主义、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作舆论准备的”。一般人认为,他们的真实动机意在指向这三人身后的北京市党政系统。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同康生等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 于是《北京日报》被迫对“三家村”进行批判。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 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蔑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号召要“彻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彻底肃清‘三家村’的流毒”。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成为习姜耻“文革”序幕中的标志性事件。

这束《三家村札记》,被林彪、"四人帮"诬为毒草,打入十八层地狱,已经十多个年头。今天,它又重新回到人间,显示出它的倔强的生命,决不是几个流氓痞子的谎言咒语能将它绞杀的。

现在,这本书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有头脑的心地正常的读者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无非是三位作者用杂文的形式,介绍了一些古人读书、治学、做事做人、从政打仗等各方面的地葛询经验得失;针砭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不良倾向和作风;赞扬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新事;还介绍了一些可供借鉴的各种知识……这样的书,虽然不是巨火元章炼熊焰,却有着智慧的闪光,能帮助读者开扩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识别事物的能力。一句话,使人变得聪明一些而已。但正因此就触怒了黑暗和愚昧的制造者们,他们动员了自己的一伙,施用栽赃、歪曲、断章取义、指白为黑等手法来围攻这本书,而姚文元则集一切鬼蜮伎俩之大成。只有最卑鄙最无耻的文痞恶棍,才有本事把一些毫不相关的东西生拉硬扯在一起,穿凿附会地给这本书扣上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从围剿《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开始,黑暗就笼罩了整个文坛,林彪、"四人帮"制造的文字狱遍于国中,正直的作家和进步的作品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打进了他们张设的网罗。

古人有言:尧舜无权,管不了三户人;桀纣有权,却可以乱天下。林彪、"四人帮"是深得此中三昧的,所以,他们拚命地抓权。他们做梦也喊着:权、权、权,有了权就有一切!围攻《海瑞罢官》和围攻"三家村",正是这伙野心家整个篡党夺权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听听姚文元是怎么叫喊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煮懂端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夜乐全部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还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他们的矛头指向什么人,不是很清楚吗?他们的气焰何等嚣张啊!从此以后,林彪、"四人帮"就展开了全面夺权的疯狂活动,真正大乱了天下,把我们的国家拖到几乎毁灭的边缘。

但是,这些人被野心弄昏了头脑,他们竟不知道权能夺得,也能失掉。要不然,一切专制王朝真可以万世长存,桀纣就用不着"出奔"和"自焚"了;人类社会也永远不会前进了。曾几何时,那些曾在他们制造的黑暗里发出狂笑的鬼蜮们,或者折戟沉沙,或者死有遗臭,或者只落得向隅而泣。这是人民和历史给予他们的应得的"报应"。而被他们打下地狱的《三家村札记》却终于复活,并将长期存在下去,因为它不仅对当时有益处,对今天有益处,对将来也还有益处,为千千万万读者所需要。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我所认识和尊敬的。他们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他们的功绩是抹煞不了的。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邓拓、吴晗同志早已饮恨死去,剩下廖沫沙同志也受到严重的摧残,我永远不能忘记,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次会上,宣布邓拓同志的死耗时我心头感到的伤痛,而林彪、陈伯达和那个"顾问"脸上,却露出了冷酷的狞笑。解放以前,我和沫沙同志曾在重庆、香港等地一起工作过,在十分艰难的生活中,他的虽遭严酷打击而坚韧不拔的精神,谁也不能不感动。前几年,我们被"四人帮"放逐到一个地方,相距咫尺,却无法见面,只能在心里暗祝他身体健康。感谢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我们才有可能活着重逢。令人高兴的,是他刚毅倔强的性格依然如昔。我们相约:要追回被"四人帮"糟踏的光阴,更加勤奋地工作,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当然,这也是对"四人帮"的一种报复。

(原载《作品》1979年第4期)《三家村札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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