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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鲁迅创作小说集) 发布于:

《彷徨》是近代文学家鲁迅创作的小说集,于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后编入《鲁迅全集》。

《彷徨》中共收了《祝福》、《在酒楼上》、《伤逝》等11篇小说。作品表达了作者彻底的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的精神,是中国革命思想的镜子。作品主要包括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题材。前者以《祝福》和《示众》为代表;后者以《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为代表。

整部小说集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关怀。该小说集在深广的历史图景中,对人物命运的叙述渗透感情。

《祝福》: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很快她又被婆婆家抢走,并且拿走了她在鲁四老爷家打工的所有工钱炒犁犁,然后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忠厚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命运多舛,贺老六因伤寒病复发而死船应连蒸,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行尸走肉,于是,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去再次投奔到鲁四老爷家。可是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但捆照市是,人们非但没有可怜她,还都骂她是一个谬种。

《在酒楼上》写曾经激进的青年吕纬甫,最终回到子曰诗云的教授之中。

《幸福的家庭》讲述一个处在窘迫环境中的青年作家为了糊口而创作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写作的过程不断被妻子与小贩的斤斤计较、讨价还价、金钱匮乏、床底下的劈柴、五五二十五的算计、低矮狭窄局促的房间、妻子的斥骂、孩子的啼哭等等打断。

《肥皂》讲述四铭在大街上看到两个女乞丐,对其中一个年轻的女乞丐产生了不可告人的欲望,怀着这种欲望他给自己的妻子买了一块肥皂,妻子识破了他内心深处的龌龊,但是也接受了那块肥皂。

《长明灯》讲述了疯子想要吹熄庙里的长明灯,引起了全屯人的恐慌,最后他被关押的故事。

《示众》截取了大街上一个犯人被示众的场景,期间出现了各色人围观。

《高老夫子》的“高老夫子”原名高干亭,被牌友们戏称为“老杆”,因为发表了一篇关于整理国史的所谓“脍炙人口”的名文,便自以为学贯中西了,“因仰慕俄国文豪高尔基之名,而更名为体捉阀“高尔础”,其实他是一个只会打牌,听书,跟女人的无赖,他为了去贤良女兵盛校看女学生,便应聘去教书,而因为胸无点墨而当众出丑便辞去职务,大骂新式教育。

《孤独者》讲述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独具个性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以逃避的方式活在自己亲手造就的“独头茧”中品味孤独,最终以“自戕式”的“复仇”向社会作绝望的反抗。

《伤逝》以主人公涓生哀婉悲愤的内心独白的方式,讲述了他和子君冲破封建势力的重重阻碍,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但不久爱情归于失败,最终以一“伤”一“逝”结局。

《弟兄》主要叙述主人公张沛君的弟弟生病后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张沛君承受着同事对兄弟关系猜测议论的压力,以及是否要抚养侄子的生活重担,于是无法化解的矛盾出现了。这个矛盾就是:自己在同事心目中的高大形象的一方与不得不放弃侄子的权益以维护自己儿女的优少盼芝协越生存条件之间的,完全不可化解的矛盾。

《离婚》讲述勇敢泼辣的爱姑也不得不屈服于七大人的淫威逼迫之下,放弃了自己为之坚持了三年的斗争而同意离婚。

作品名称

创作时间

《祝福》

1924年2月16日

《在酒楼上》

1924年2月16日

《幸福的家庭》

1924年2月18日

《肥皂》

1924年3月22日

《长明灯》

1925年3月1日

《示众》

1925年3月18日

《高老夫子》

1925年5月1日

《孤独者》

1925年10月17日

《伤逝》

1925年10月21日

《弟兄》

1925年11月3日

《离婚》

1925年11月6日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共收1924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除《孤独者》和《伤逝》两篇未单独发表外,其他九篇结集前都曾在北京和上海的杂志及报纸副刊上发表。《彷徨》的写作时期,正值五四落潮,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作者一面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而“感到寂寞”“荒凉”,“一面总结过去的经验,寻找新的战友,部署新的战斗。”《彷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阵营开始分化,曾经参加过运动的人,有的退隐,有的高升,而鲁迅却像散兵游勇一样孤独和彷徨,这就是小说集定名的来由。

祥林嫂

《祝福》中人物。祥林嫂是旧中国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朴实顽强,但在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社会,她被践踏、被迫害、被摧残,以至被旧社会所吞噬。封建礼教对组跨汽她的种种迫害,她曾不断地挣扎与反抗,但并不是为了自由而反抗,而是为了顺从封建礼教而反抗,祥林嫂从始至终都选择了对封建礼教的屈服,最后还是被社会压垮了。祥林嫂的悲剧深刻揭示了旧社会封建礼教对劳动妇女的摧残和迫害,控诉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吕纬甫

《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当初曾以战士的英姿现身,但在屡遭挫折后变得一蹶不振,小说对吕纬甫的命运遭际,一方面给予深切的同情,另一方面又尖锐的批评了他以“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态度对待现实的消极情绪,鲁迅是将他的这种人生态度作为彻底反封建的对立物来加以针砭的,在这种针砭中,正寄托着鲁迅对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革命力量的殷切期待。在鲁迅看来,吕纬甫在新旧之争中,不再坚持鲜明的反封建立场,人生态度变得颓唐,那实在太令人失望,也实在不足为训了。

青年作者

《幸福的家庭》的主人公。青年作者为了养家糊口而写作一篇“幸福的家庭”文章。他诚然不是时代的先进青年,但作为权宜之计的“自暴自弃”,正好反衬出他一贯的正直品格,和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这一点,在给他构思中的“幸福的家庭”处所的选择上,也显礴无遗。他没有无视现实,随意地把它安置在某省某市,也没有违心地说它在某处某地,而是不厌其烦地一个省一个市地逐一选择,毫不苟且。最后,竟冒着作品中的地名以西洋字母代替,稿件就可能不被采用,因而“不安全,这种“不安全”的后果是一家人断炊饿饭的危险,还是“终于决心,假定是‘幸福的家庭’所在的地方叫做人。”这一“决心”,是他在维护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原则。

四铭

《肥皂》的主人公。接受了西方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四铭的世界中,家庭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对妻子和孩子的些许不满中,更多的是对她(他)们浓浓的在意和关爱!尤其是他对儿子学程坚持练习八卦拳的赞许,以及妻子发现他内心不可告人的秘密后不断在言语上抢白他时,他态度上的“支吾”和因为紧张脸上流下的油汗。可见,即使是耳后带着陈年泥垢又脾气暴躁的妻子,他也是非常看重的。恐惧是因为担心失去,失去妻子和孩子的爱戴和敬畏,就是失去了家庭原有的秩序和温暖,这是四铭最在乎的。

疯子

《长明灯》主人公,吉光屯人,他不是一般的疯子,他忧国忧民;不仅如此,他还具有改革者的勇气和坚定。他敢于去吹熄长明灯,在被群众欺骗了一次以后,他坚决要自己去吹熄长明灯,阔亭说要代替他去吹,他坚持自己去熄并说现在就去,这说明他办事很坚决,上过一次当,不会再被骗。他知道结局——即使吹熄了长明灯,那些东西也还在,但是他阴鸷的笑容说明他内心很深邃,“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它,自己熄”;在没有办法打开大门的时候,他想出的办法是放火,这是一种暴力革命,即使是革命失败后,他也依然在喊这句话。

胖孩子

《示众》中人物,十一二岁的胖孩子,细着眼睛,歪了嘴在路旁的店门前叫卖包子。声音已经嘶哑了,还带些睡意,如给夏天的长日催眠。他旁边的破旧桌子上,就有二三十个馒头包子,毫无热气,冷冷地坐着。听到有热闹,擅自离开他本应该坚守的包子铺、迫不及待地去围观行刑。

高老夫子

《高老夫子》主人公,高老夫子面对学校,由于成为学校的一份子,因此油然产生一种自豪感,容不得黄三的任何轻蔑和嘲讽,但在学校中“被嘲笑”后却又第一个站出来大骂自己原来维护过的学校“学堂却也要闹坏风气,不如停闭的好,尤其是女学堂—有什么意思呢,喜欢虚荣罢了!”“女学堂真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子,我辈正经人,确乎犯不上酱在一起”。其实,他最初的维护学校也不是真的因为对女学的推崇,而只是因为他身在其中,并自认为比那个常年跟他“打牌,看戏,喝酒,跟女人的老朋友黄三”高出一等而已;而他之后的大骂,不过是因为在学校中“吃了亏”,说“闹坏风气”不是因为这是间新学堂,换成是旧学堂,他如果在教学中失败,他一样会有理由谩骂。

魏连殳

《孤独者》主人公,魏连殳是一个“学新学,走异路”的知识分子。虽然黑暗的时代使他的生存空间变得十分逼窄,虽然他对生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然而他还在积极地探寻人生的意义,为了自己和朋友还要顽强地“活下去”,对房东的孩子也还发自内心地喜欢,只要看到他们,阳光便会照进他的心灵和他的生话,就会驱除弥漫在身边的浓重的“冷气”。他虽然高傲,但与环境也会暂时地妥协,祖母去世他同意宗族的安排,他“像一匹受伤的狼”似的恸哭,既是自身苦痛的外化,当然也包含了对祖母至孝的倾诉。他反抗封建礼教却保留了其中基本的道德内含。他虽悲观失望,却还心存希望地苦苦“寻路”。

然而,黑暗的现实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因为极端的“异路感”,例如清高狷介,藐视世俗,爱发议论,多管闲事等等,终于为社会所不容,在流言蜚语中,校长把他解聘了,饭碗砸了。接着,小说的情节变得十分残酷,这样一个清高而傲慢的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开始还吞吞吐吐最后简直就是乞求地到处找工作,坚硬的社会残忍地一步一步地剥夺了他所有的希望,一步一步地把他推向了绝境。而他寄以希望的孩子们又根本不值得信赖,势力地离他而去。朋友们也己消亡。魏连殳的生存之路没了。他成了一个绝望的孤独者。

子君

《伤逝》主人公,子君是一个接受了“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想的新女性。她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反对封建势力对她恋爱、婚姻的干涉、束缚。因而,庄严地对涓生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并不惜和封建旧家庭闹翻,毫不理会“老东西”、“小东西”和路人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坦然如入无人之境”,和涓生自由恋爱并建立起小家庭。可当她得到涓生的爱情之后,就以为找到了幸福,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于是,不再读书,不再思想,甚至连过去恋爱时“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也没有了,而安于小家庭主妇的角色,乐于做饭做菜喂鸡喂狗,把小家庭生活作为其人生的全部意义,甚至为油鸡而和房东太太明争暗斗;性格也变得怯弱,昔日的勇敢无畏更是荡然无存,从而,变得平庸起来了——这使涓生不满、愤怒,进而绝望于爱情。迫于生计,她宰吃了所饲养的油鸡,放掉了所喂养的狗;之后,又为失去油鸡和狗而凄苦无聊颓唐。她虽接受了新思想,但接受的只是个性解放思想,且只是在婚姻自主这一层意义上的个性解放思想;同时,她“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她把封建的“女子治内,服侍丈夫”的礼俗视为理所当然,在家庭中并无经济地位,靠丈夫养活,即仍然是男子的附属品。

张沛君

《弟兄》主人公,张沛君是一个灰色人物,他对弟弟张靖甫的关爱,兄弟间的手足情谊,在工作单位和邻里之间都有口皆碑,办公室的同事们还特意拿他俩和秦益堂的几个儿子相比(秦家的几兄弟总是斤斤计较于钱物而为此大打出手),大家都夸赞张氏兄弟是“谁也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思”,然而当他在中医认定张靖甫得了猩红热后,立即联想到了张靖甫死后的困顿。因此恶念陡生,遂起杀张靖甫的念头。直到张靖甫被确定只是出了麻疹,他才松了一口气。

爱姑

《离婚》主人公,农村女子。爱姑和那些一般的农村妇女最大的不同就是敢于向侵害自己的势力进行勇敢的反抗,在小说中爱姑的丈夫找了个寡妇,气的爱姑一气之下回家了。在爱姑的眼里那些乡绅她是并不惧怕的。

爱姑有反抗意识,但是却是蒙昧的、自发的,而且她的反抗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父亲和兄弟的,爱姑并没有一种完整的自主人格在支撑着他,相反她还幻想通过压力让那对父子进行屈服,这样都决定了她的反抗只是悲剧。但是和其他的女性相比,爱姑又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爱姑敢于藐视那些封建势力,是那个时代里开始萌生自我意识的农村典型的妇女形象,她有着强烈的反抗封建论理道德的进步意义,她向夫权和族权发起了进攻,为了不被随便的休掉,自己做主闹了三年,而且还坚持要斗争到底的“总要闹得他们家破人亡”,她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上骂公公为“老畜生”,骂丈夫为“小畜生”,不把乡间的土地主慰老爷放在眼里,在如此巨大的封建压力面前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在《彷徨》中,鲁迅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国民性改造和民族彻底解放等主题,贯穿着反对封建主义的重大主题。

首先,《彷徨》充分表现了在封建制度鄱封建宗法势力长期统治下,农村广大贫苦农民遭受残酷经济剥削和精挫奴役的悲剧命运。例如《祝福》的深刻性正是在于描写了祥林嫂在封建神权下所感到的恐怖。

其次,《彷徨》表现了鲁迅对知识乡命运与道路的关注。他着重从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个角度进行描绘和考察,因此,他的剖析、同情、批判,最能切中肯綮,发人深思。在鲁迅的笔下,主要刻画了封建卫道士,如《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这类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通过对他们龌龊心理入木三分的剖析,揭露其伪君子的丑恶嘴脸。第三类是颓唐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等。鲁迅对这类知识分子题材的开掘,着眼于揭示他们精神的创伤与危机。在辛亥革命中曾热血沸腾、曾经拔过神像胡子的吕纬甫,革命后摆脱不了孤独者的命运,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压力下,像一只蝇子飞了一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在颓唐消沉中毫无价值地消磨着生命;魏连殳到头来甚至“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借此“复仇”,虽然“胜利”了,却又“真的失败了”;涓生、子君是“五四”时期勇敢地冲出旧家庭的青年男女的典型,然而,他们冲出了旧家庭也没有改变什么。整个社会不解放,他们的个性是不会真正得到解放的,在社会的重压下,他们“盲目的爱”最终“失去附着”,以悲剧而收场。

情节结构

鲁迅的小说结构大都是单线发展,很少有错综复杂的结构,常常是将生活中的几个生活片断串联起来,构成“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复调式结构。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小说,讲的都是别人的事,但在讲的过程中又不时穿插“我”的个人经历。比如《祝福》有三个描写视点:即“我”“祥林嫂”“鲁镇”。“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意在表现小说的“吃人”主题,这是读者普遍关注、一看便知的。“我”与“鲁镇”的关系则暗含了“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情节模式,“虽说是故乡,然而也没有家,所以只好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这样的叙述显然就是“离去”又“归来”的表述。而“我”决计要离开鲁镇的,因为“我”作为一个知识者,一次偶然的回乡居然扮演了祥林嫂灵魂审问者的角色,祥林嫂的死, “我”虽然不是罪魁祸首,但显示出“我”灵魂深处的浅薄和软弱,而这一切又与鲁镇的传统精神不无相关联。因此“我”的“再离去”就是对家乡生存困境的逃避。

《在酒楼上》开篇就写道: “我从北地向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也是“离去一归来”的叙述。“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北方不是我的故土,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人,两处都不是“我”心灵深处的精神家园,这是一种无家可归的漂泊感,表达了知识分子与传统习俗决裂的信念,同时也隐含了鲁迅内心深处的绝望与苍凉。

语言

语言是小说的表层结构,语言的精练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驾驭语言能力的标准。鲁迅的《彷徨》没有冗长的描写,小说的语言显得精练简约。如《离婚》对两个老女人的描写也是如此,“前舱中的两个老女人也低声哼起佛号来,他们撷念珠,又都看爱姑,而且互视,努嘴,点头”。几句话就把这两个老女人看不惯爱姑而又彼此心照不宣的神态描绘出来。

鲁迅的小说很少有景物描写,即使有也十分节省笔墨,他更多是把写景与叙事结合起来。这样既能够衬托人物的性格特征,又富有抒情色彩。如《祝福》的结尾对鲁镇的描写,不仅写出了鲁镇过年的热闹气氛,而且有力地衬托了祥林嫂的人生悲剧。

象征

《彷徨》中的象征手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类:①设置具有象征性的人物;②构思具有象征内涵的事件情节;③渲染充满象征意味的背景与氛围。比如《长明灯》中的“疯子”是敢于破坏旧势力的民主战士的象征符号。这些人物的原始意义已经消失,成为某种理念的代替物。

象征是把观念转化为形象,然后为作品的思想意义服务。鲁迅的小说总是给现实生活中的事物一定的象征意义。如《祝福》对摆设祭神供品的描写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祥林嫂是一个一嫁再嫁的寡妇,供品就不能沾她的手。“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这一段描写暗示了祥林嫂连做奴隶的权力都没有,显示了封建主义神权对她的压迫。《孤独者》结尾写道: “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的悲哀。”这狼的叫声实际就是魏连殳孤独、绝望、痛苦的灵魂的寄托物。

1999年6月,《彷徨》被《亚洲周刊》评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2。

2020年4月,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

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竹内好:这25篇小说含有各种倾向。可以看出他通过小说进行了各种尝试。无论成功也好失败(失败的较多)也罢,每篇作品都从各自不同的距离和方向与作者发生关系。一般来讲,这是很少有的情况。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景山:旧势力强大,不能停止战斗,而“新文苑”寂寞,“旧战场”平安,一卒荷戟,布不成阵,这怎能不使鲁迅产生一种沉重的孤独的感觉呢?一头是战斗的需要重任在肩,时不我待,一头是孤寂的心情,难以排解。《彷徨》十一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这种现实,也准确地折射了鲁迅当时的这种心态。沿着这一线索去理解《彷徨》,也许是比较符合鲁迅原意的吧!

《彷徨》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初版,列为鲁迅所编“乌合丛书”之一。书名页背后印有“陶元庆作书面”六字。同年再版时,改由北新上海分局负责,鲁迅对改版并不满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这回《彷徨》在上海再版,颜色都不对了,这在他(指封面设计者陶元庆)看来,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

《彷徨》在鲁迅生前由北新书局印至第十五版,但第四版未见,且三、五版印数相连,所以该版可能实际并未印行。所收十一篇作品的手稿现都已不存。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从小勤奋好学,7岁开始读书,12岁就读于私塾“三味书屋”,后因家庭的一次变故,饱尝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视。1902年东渡日本学医,当他目睹国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用文笔来唤醒国人的灵魂。回国后,先后在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任教。1918年,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从此开始了辉煌的创作生涯。五四运动前后,鲁迅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沿,并先后创作了《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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