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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 发布于:

《汉书·地理志》包括上、下两分卷,是班固新制的古代历史地理之杰作。历史的时、空不可分,故写历史必记及地理。中国最早 以“地理”为书名的著作。著者班固(32 ~92),是《汉书》中十志之一。内容包括西汉及之前中国疆域及政 区的划分及消长演变情况全书共3个部分:①黄帝 之后至汉初疆域变迁;②西汉疆域政区及各地的山川、 湖沼、水利、物产、民俗以及户口的沿革等,是全书的主体;③秦汉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关系和海上交通情况。该志开沿革地理学之先河,对于创 立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具有重大影响。

汉书地理志包括上、下两分卷,是班固新制的古代历史地理之杰作。历史的时、空不可分,故写历史必记及地理。此志,首先叙述汉以前的地理沿革,着重写了《禹贡》九州和《周官》九州;接着叙述西汉的地理,以郡国为条,用本文加注的形式,依次写各郡国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理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项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路交通,等等;并总记了西汉平帝时郡、国、县、道、侯国的总数,全国的幅员,土地面积,定垦田、不可垦地、可垦不可垦地,民户、人口总数等;再就是参考了《史记·货殖列传》写各地风俗特产的内容,汇总了刘向“略言其地分”、朱赣“条其风俗”的成果,加以班固本人对历史和地理的了解和研究,按经济和风俗特点区分地域,写了各个地域的范围、历史、地理、民生、风俗和特点,以及中外交通和交流的情况。从而大大地拓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本志重点在“风俗”,意在说明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提示为政者注意各地风俗,从地理实际出发以施其政。

《汉书·地理志》由三部分组成,卷首收录古代地理名著《禹贡》和《职分》二篇,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单交待;卷末有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作为附录;中间是主体部分,是班固的创作,这部分以记述疆域政区的建制为主,为地理学著作开创了一种新的体制,即疆域地理志。作者根据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建制,以疆域政区为纲,依次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的1587个县、道、邑、侯国的建置沿革。在郡国项下,都记有户口数字,把这些数字加起来,就能得出汉平帝二年的全国人口数为59594978人,这个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它却是当时全国各郡县户口数汇总而成的,龙霸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这也是最早的提供全国人口数字的一部史书。在县、道、邑、侯国的项下,则根据地区特点,分寒尝协辨别选择有关山川河流、矿藏、物产、经济发展和民情风俗等等,各郡写法体例一致,便于对比、查找,为现在研究历史连备润己地理,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全书还记录了周秦以来许多宝贵的地理资料,如在上郡高奴县下记 有洧(wěi,音委,洧水,水名,在河南省)水,可(燃) ,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油资源的记载;在西河郡鸿门县下记 有天封火井祠,火从地出也 ,这里所记的火井,就是天然气;据统计,它载有盐官共奔请坑36处,铁官共48处,反映了当时盐、铁产地的分布情况;书中记水道和陂、泽、湖、池等,合计300多处,记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说明它的发源和流向,较大的河流还记所纳支流和经行里数,这为了解古今水道的改变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班固创立《地理志》以西汉时期的孤域政区为主,分录其山 川物产等内容。在地质方面它记录有关郡国的矿产,以及管理 矿产的铁官、铜官、金官、盐官所在的地方,对主要河流、湖海也 有较详细的记载。此书对于研究西汉的矿产资源的开发情况, 具有重要意义。

《汉书·地理志》的写作,是在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形势下出现的,并为统治者所欢迎和需要。从科学史的角台举拔度来看,《汉书·地理志》对于我国的地理学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它开辟了一门沿革地理研究的领域,这是值得称道的。但虹连是另一方面,在它的影响下,地理学的研究忽视了对于山川本身的地貌形态与发展规律的探索。后来,地理学更多地涉及到历史学方面的内容,这也与《汉书·地理志》为地理著作所建立的体制有一定关系。

由于历代编修的疆域政区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具有传统特色。如果这种传统可以称之为体系的话,那么古代地理学体系的形成是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3]》开始的。班固生活的时代是汉朝已建立了200多年之际,王朝空前统一和强盛,经济发达,版图辽阔,陆海交通发达。地理知识的积累远非《山经》和《禹贡》时代可比,社会生活和管理对地理知识的需要也空前迫切。地理撰述不再近则凭证实,远则凭传闻,而是国家掌握的各地方当局的直接见闻,乃至相当准确的测绘和统计了。记录大量实际地理资料的地理著作的出现虽是那个时代的要求,但是,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却是班固对后世的重大贡献。封建时代,一般的地理著作很难流传到今天,但正史中的《地理志》,在后世王朝的保护下,较易流传下来。班固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的尝兵巩作法,被后世大部分正史及大量的地方志所遵奉。这样就为我们今天保留了丰富的地理资料,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学史及封建时代的社会、文化史提供了重要条件。班固对正史《地理志》的开创之功不可忽视。

班固《汉书·地理志》的结构内容共分三部分:卷首(从“昔在黄帝”至“下及战国、秦、汉焉”)全录《禹贡》和《周礼·职方》这两篇,并依汉代语言作了文字上的修改;卷末(从“凡民函五常之性”至卷终)辑录了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正文(从“京兆尹”至“汉极盛矣”)主要写西汉政区,以郡为纲,以县为目,详述西汉地理概况。这部分是以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全国疆域、行政区划为基础,叙述了103个郡国及所辖1578县(县1356,相当县的道29,侯国193)的建置沿革、户口统计、山川泽薮、水利设施、古迹名胜、要邑关隘、物产、工矿、垦地等内容,篇幅占了《汉书·地理志》的三分之二。正文这种以疆域政区为框架,将西汉一代各种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现象分系于相关的政区之下,从政区角度来了解各种地理现象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编写体例,可以称之为政区地理志。这种体例创自班固,表现了他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

班固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将地理现象分列于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中,而不注重疆域政区的现实情况。《禹贡》虽然有了地域观念,以山川的自然界线来划分九州,分州叙述各地的地理。但“九州”仅是个理想的制度,并没有实现过。所以《禹贡》还不是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

班固之所以形成以人文地理为中心的新地理观,除了他本人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生活在东汉这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我国行政区划起始于春秋战国之际,但尚未有统一四海的封建国家出现。随后的秦代虽然一统天下,但历时很短。自汉朝建立到班固生活的东汉,已经有了200多年长期稳定的历史,在疆域广袤的封建大帝国内,建置并完善了一套郡(王国)—县(邑、道、侯国)二级行政区划。长期实施的社会制度,促成了新地理观念的产生。班固的这种新地理观随着大一统观念的加强,随着重人文、轻自然、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巩固而一起被长期继承下去。不但各正史地理志都以《汉书·地理志》为蓝本,而且自唐《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代全国地理总志也无不仿效其体例。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是为我国保留了一大批极有价值的人文地理资料,另一方面也妨碍了自然地理观念的发展。直到明末《徐霞客游记》问世之前,我国始终缺乏对自然地理现象进行科学描述和研究的专著,至多只有记录自然地理现象分布和简单描述的作品,往往还是像《水经注》那样以人文地理资料的记录为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班固不仅在《汉书·地理志》中首创了政区地理志的模式,同时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著作。《汉书》虽然是西汉一朝的断代史,但《汉书·地理志》记述的内容超出西汉一朝。它“因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春秋,下及战国、秦、汉”。它是一部西汉的地理著作,又涉及到各郡国的古代历史、政区沿革等。比如,卷首写汉前历代疆域沿革,除全录《禹贡》、《职方》两篇外,班固还在《禹贡》前增以黄帝至大禹、《禹贡》与《职方》间加以大禹至周、《职方》后缀以周至秦汉的简略沿革,保持了汉以前区域沿革的连续性。又比如,卷末辑录了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分述以秦、魏、周、韩、郑、陈、赵、燕、齐、鲁、宋、卫、楚、吴、粤(越)等故国划分的各地区概况,其中沿革是重要内容之一。再比如,班固在正文中于政区地理的框架中纳入其他门类的地理现象,将其分系于各有关的郡国和县道之下,并主要采取注的形式叙述各郡国从秦代到王莽时的建置沿革。县一级政区并载明王莽的改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注重地理沿革的做法被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全国地理总志和大量的地方志所沿用,使后世的沿革地理著作成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部分。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西汉的断代史,其中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例如,仅《汉书·地理志》的正文中就记载川渠480个,泽薮59个,描述了全国300多条水道的源头、流向、归宿和长度,是《水经注》出现以前内容最丰富的水文地理著作。正文中还记载有153个重要山岳和139处工矿物产位置分布情况;有屯田的记录;有水利渠道的建设;有各郡国及首都长安、少数重要郡国治所及县的户数和人口数统计资料113个,是我国最早的人口分布记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人口统计资料。书中有陵邑、祖宗庙、神祠的分布;有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国、古城及其他古迹记录;有重要的关、塞、亭、障的分布以及通塞外道路的内容等。总之,《汉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人口地理、文化地理、军事交通地理等内容为今天研究汉代的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班固的《汉书》在《地理志》《西域列传》等篇中记载了大量的边疆地理资料。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幅员辽阔,交通、文化、经济发达。经过武帝时张骞的几次出使西域和汉军的几次出征,开通了丝绸之路;经过张骞等人的“通西南夷”,对当时西南地区有了一定了解。此外,西汉时对东南沿海、南海及印度洋的地理也有一定认识。这些在《汉书》中有丰富的记载。如《汉书·地理志》最早记载了一条从今徐闻西出发到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的航海线,对沿途各地的地理现象做了记录。又如,《汉书·严助传》记载淮南王说闽越(即福建)的情况是“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数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再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候应上书说:匈奴“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又说:“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这些描述蒙古高原的内容说明汉代人们对边疆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材料。

班固是我国东汉著名的学者,《汉书》中有关地理方面的记述是他根据档册进行抄录、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地理志》博采西汉以前的地理著作汇为一篇。著书的宗旨是“追述功德”、表彰汉朝使之“扬名于后世”,同时为当时行政管理服务。因此,地理的内容以政区沿革地理为框架,自然地理内容排在其次。这样以人文地理为主的地理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一致,《汉书·地理志》的模式容易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从而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班固所开创的《汉书·地理志》模式对后世沿革地理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也阻碍了自然地理的进步;它记录了大量的人文和自然地理资料,但也阻碍了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理论的发展。从《汉书·地理志》的内容来说,它是从事中国疆域政区沿革研究的基础,是研究我国疆域地理必读的书,是研究汉代地理必读的书。

总之,班固在沿革地理学的开创和地理资料的保存方面都是卓有成就的,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颇有影响的历史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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